这次历史舞台上全球化转型赋予中国的机会比过去多，相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更加重要。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倘若由东道国政府、企业投资运营，中国企业仅仅负责规划设计、施工建设，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政府财政管理和国际收支实绩。（初稿2017.6.5，修订2017.6.7，三稿2017.6.9，四稿2017.6.18，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6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这篇文章的主要意见在一些研讨会上放在整个债务风险管理框架下简要表述过，7月14日要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篇文章贴出来，供关心这个领域问题的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西北小省区无视本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阿拉伯国家基本没有互补性，无视本地对阿经贸没有任何区位优势而只有区位劣势，无视本地数十上百年来对外贸易90%以上是对东亚经济体，无视阿拉伯对华贸易90%左右是在东部省市，把对阿经贸作为外经贸发展战略中心而竭力推广，……如是劳心劳力数年，耗费公帑投入可观，对阿年贸易额也不过1亿多美元，占当地外贸额不足4%，却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设了四五个园区（全国投资建设境外园区总数不过77个），……这般规划，其成败利钝，实不宜盲目乐观。另一方面要做好相关项目的资产负债结构管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也无论是在近代还是现代，从18世纪的密西西比泡沫、南海事件，到1910年上海橡皮风潮，金融市场上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案例： 1717年，当约翰·劳赢得法国贸易特许证的时候，其公司的最大卖点是拥有法国与密西西比河流域及路易斯安那之间贸易的垄断经营权。特别是可以考虑通过金融创新，以合理的形式集合小额股权资本进入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开辟便利的转让和退出通道，从而兼顾小额投资者分享发展机会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适度降低债务风险两个目标。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方面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不可低估。[④]在1990年代新兴市场投资热潮中，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借贷项目背后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且自恃有能力以集体撤资要挟东道国政府承诺担保，即使发生危机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为其解套，他们普遍满足于借款国的表面繁荣而没有对这些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最后，他们的放贷狂热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而告终。对此我国也历来十分注重对外债的管理。

但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在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能否在国际上真正被广泛接受？从基本理论和国际经验看，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也不可能很高。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各种商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和服务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并进行配置。不妨以中国加入WTO为例来说明。国际资本可自由进出各类金融市场，可自由买卖本国的股票、债券、基金和各类金融衍生品，可自由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业务。

亚洲金融风波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蔓延，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再强调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再一次提出，之后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指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尽管存在争议，应该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内容，应该根据条件、根据利弊取舍逐步实现。

国际上，大多数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都已宣布本币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确有不少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当高，其货币可兑换程度也比较高，但除瑞士法郎外，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国际货币，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量太小。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波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使得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放慢，中间甚至出现了停顿。债券市场放开过快可能导致类似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现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集中型计划经济的弊端在认识上已比较一致，改革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下放权力，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这是因为，改革价格体制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调整，还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希腊的例子说明，政府借债过多也会导致危机。对现有外汇管理、跨境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以梳理、修改和完善，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按照前面的追本溯源，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是有其定义的。

4我国离目标并不很遥远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少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大量活动的兑换是自由，少量的还有管理。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实行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秉承的策略一直都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利大弊小的先开展。

当时泰国还实行固定汇率制，一旦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要么外汇储备枯竭，要么汇率守不住，总会出现问题。IMF观点的转变实际上支持了巴西等国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征收托宾税的做法，意味着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衡量方面，对限制新兴经济体管制短期资本流动的要求出现了放松。

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不应该在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以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当然，仔细分析会发现，在这些改革的推动过程中，实际上价格机制也发生了松动，一些领域的价格管制开始逐步放开，比如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村集市的很多农产品价格都放开了。开放型经济与可兑换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推进对外开放，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当时没有提开放型经济这一说法。总之，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之前也写入了若干个中央的正式文件，在其实施过程中，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人民币的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因此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联系着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需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实现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内讨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经常会听到一个所谓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把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解除资本管制、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四个概念等同起来。

我国关于人民币可兑换提法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内对于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过程。从现有的管控措施看，目前我国用QFII制度来管理流入股市、债市的国外资金，Q即Qualified，强调是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主要是对中长期投资资金放开，因此QFII制度表明我们不太欢迎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

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会导致我们把这项工作的目标定得太高、太远，增加了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难度。下一步就是要推动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对于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全面解除对资本流动的各项管制，资本跨境流入、流出就应百分之百地自由，不再有管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50条框架，明确写入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强调我国不再搞封闭型市场经济，而是要建设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考虑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人们寄希望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必然选择。正式文件提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通常都冠有逐步两个字，但不同场合这两个字的内涵往往不同。泰国的教训是，债券市场放开容易引起诸如币种错配等宏观不审慎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随后在1994年实施的汇改中，实现了汇率制度并轨，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宣布实行除三资企业之外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而当离得比较近的时候，会面临多种具体选择，概念反而会变得比较模糊。在这次危机中，传统的储备货币或国际货币币值不稳定，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也饱受争议。

因此把这句话落实到外汇管理领域，就可表述为：外汇市场要在配置外汇资源、决定人民币汇率方面起基础性作用。5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必要的管理 概念上厘清之后，具体工作就容易开展了。

否则，如果监测跟不上的话，可能很难会发现哪个地方、哪个环节有洗钱等问题。此外，也应尽快改变监管方式，更多运用现代手段，减少行政审批，提高监测效率。

其中，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是最基础的，我国在1996年就实现了。举例来说，假如你开车从北京到海南，刚出发时只要记住往南走就对了，具体走哪条路差不了多少。与瑞士类似，日本也对日元汇率进行了干预。因此，人民银行很多时候还承担着向各部门、各地方的解释工作。

1把握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句话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农村就是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另外，随着人民币的走强，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和个人层面也有跨境使用本币的需求。

一个实例是，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起步阶段，金融管理和出口退税部门之间就进行了有效的协调，方便了企业。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就意味着：第一，人民币汇率就应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不附加任何干预。